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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尽快形成跟改革一致的新既得利益

2013-11-21 08:56来源:财经网作者:周其仁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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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够有效推进改革?可能有一个办法值得注意,就是尽可能快的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11月20日在“《财经》15周年主题晚宴”做主旨演讲说,“这个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难逆转,越可以把中国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
  
  周其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人民公社改革为例,“当时人民公社有很多的既得利益,分了粮食,解决了很多社员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要削减人民公社,这些既得利益就没了,不需要人分粮食了。怎么化解的?当时也没有什么补偿,怎么给那些队长,给那些保管员事务长补偿,当时的办法就是迅速形成包产到户,签了包产到户合同,很快拨发粮食,多卖钱了,解决了多少年种地的人自己连饭也吃不饱的问题”。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一旦形成,过了临界点,这个改革就不可阻挡”,周其仁说,“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这个特点。80年代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的黄金年代,那就是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农村一改,8亿人,大多数都从改革当中获利,实实在在的利益,不用再讲抽象的条文,它就站在改革的一边了,因为它的利益跟改革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仅仅连在一起。”
  
  周其仁还举例了“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国企改革”等。他说,“80年代改革的厉害之处和重要的经验就是选准了突破,迅速的大量的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跟这个国家未来一致的利益。我相信这个经验在这次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重要决定的时候可能也是惯用的。”


  
  周其仁


  
  以下为周其仁教授演讲实录:
  
  周其仁:各位好!15年来《财经》影响了无数的读者,我是其中的一个。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在今天晚上又一次代表所有读者对《财经》的15年表示祝贺!但是,讲些什么好呢?我也是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波明说你就讲讲改革,具体讲怎么在这个三中全会决定之后能够推进改革?我想在座没有一位会否认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改革的困难在于它要触动已有的利益格局,它要触动已有的既得利益,你触动了既得利益,要给予补偿,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补偿的本金不够,所以就不能够启动改革。不启动改革,很多问题就会越拖越久,拖到不行的时候会冒然改革,常常把改革推进到了革命,这是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出现过的一个圈。而且现在处于“深水区”,触动的既得利益还不小,当然今天的国力,今天的经济情况比30年前好很多,但是是不是用补偿的办法化解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有效推进改革?我想从我们过去的经验看,可能有一个办法,一个途径,一个方向值得注意。就是改革除了触动现有的既得利益,还要迅速的,尽可能快的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这个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难逆转,越可以把这个国家的状况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
  
  我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如果说改革有什么主要的经验,这就是一条。当时改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有很多的既得利益,分了粮食,解决了很多社员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经济上算,我也不知道,可是也是既得利益,你要削减人民公社,这些既得利益就没了,不需要人分粮食了。怎么化解的?当时也没有什么补偿,怎么给那些队长,给那些保管员事务长补偿,当时的办法就是迅速形成包产到户,签了包产到户合同,很快拨发粮食,多卖钱了,解决了多少年种地的人自己连饭也吃不饱的问题,这个新的既得利益一旦形成,过了临界点,这个改革就不可阻挡。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这个特点。80年代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的黄金年代,那就是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农村一改,8亿人,大多数都从改革当中获利,实实在在的利益,不用再讲抽象的条文,它就站在改革的一边了,因为它的利益跟改革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仅仅连在一起。
  
  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几百万知识分子就高兴了,一恢复高考,几十万年轻一代的人就跟这个新的体制连在一起了。像我们后来对邓小平很多政策不是都跟得上,不是都完全赞成的,但是,有一天,平常这个人你总是看到他的贡献,为什么?78级,没有恢复高考不可能上大学。我们是新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国企改革很困难,迅速改出一些新的利益,市场一形成,能赚到钱了。我们的资本市场到今天应该说也不能算很顺利。但是,当时改革的时候,小平是有句话的,开了不行再关,后来发现开了就关不上了。不可能再把它关掉,因为有很多新的利益在里头。当然,我们说还要再往前推进,但是这个经验证明,不管我们观念上,理论上,思想上对这个怎么看,只要形成了新的利益,形成了跟改革一致的利益。80年代的厉害之处和重要的经验就是选准了突破,迅速的大量的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跟这个国家未来一致的利益。我相信这个经验在这次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重要决定的时候可能也是惯用的。当然,针对新的情况。今天《财经》杂志很多影响力的人都这里,我们看看在这个角度做了哪些事,有利于这个决定落实。
  
  这三天《财经》年会对这个决定都有很多评价,都认为是意想不到,范围之广,力度之深,但是,好的决定能不能落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落实的情况比决定写的还要深入,决定没有写关于农村改革,当时的顶层设计是国有企业,通过企业自主全权来激活国有企业,农村是修养人心,让全国多少万人民缓一缓气,可实际的进展,三中全会以后没有几年,都突破了。当然,历史上还通过其他的一些决定,决定也写的很好,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能达成这样的情况很不容易,但是决定达成了,贯彻不下去了。所以,这次的决定超出预期,一个全国动员改革的行动纲领。关键是怎么变成行动?我认为所谓落实决定,最重要的就是要迅速大量形成跟改革一致的新的利益,这个利益让改革不可能再往出退,走上这一步以后再说其他,再解决没有体制的问题。
  
  我们最近都在讨论,从哪些方面做可能有助于这个事情?我想到这么几条,供各位来参考:
  
  第一、这是上次《财经》在四川会上的内容,今天的改革跟30年前不同,今天我们有很多法律,起作用的法律二三十部,加上地方的有七八千部,法治国家不能随便破坏法。改革跟法治之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不解决就很难有突破。土地问题,有法,农民土地不得转让,不得租赁,农民的房屋不得抵押,这都是明文写在我们遗留的法律里头。所以,恐怕要呼吁,要推动立法机关根据这次全会决定,要对已有的法律进行一次梳理,把严重冲突的条款理出来,通过我们修法尽快的给予修订,尽快的予以废止一部分条款。你不能通过违法来推进改革,通过违法推进改革的面是很窄的,多数人不敢跟着干,那就会产生一个危险。还在那儿说,再说几年,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第二、一些高难度的改革,因为这次确定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精神一贯彻,下一步这个市场,中国下一步很可能是发展出一些高端市场,不是一般的商品市场,它是对法律、法规、人才、配合条件、中间服务需求非常强有力,非常中国性的一个高端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门槛,对这类改革,我们恐怕要求,或者呼吁,或者推动要增加某些位置上的改革因素的集结,增加这种集结的密度,不能散开管,我们不理解它跟一般的产品市场不同,不需要每个县,每个乡,每个镇都必须有,很多金融活动,像美国的金融活动就在华尔街,加利福尼亚很多地方不知道那些东西,不需要你知道。如果我们分散,到处搞力量不足,哪里都打不开,哪里都形不成新的交易量,就不能有效的证明这个改革是成功的。
  
  第三、这60条决定我同意杨伟民的解读,都是干货,非常实。那下一步还要拿什么东西来配合呢?恐怕要一些图像,文字的力量,现在从传播来看,抵不过图像,图像是中国的,你再写,包括对民营经济这次写到了已经历史最高位了,从目前的认知来说,不可能再把这个调子再写高了。但是,我相信全国这么多人,这么多民营企业,不光看你这个文字,它要有一些图像,要有一些故事。你看当年邓小平在解决民营企业这个起来的时候,就是抓图像,邓小平先生曾三次提到一个地级市,就是傻子瓜子不能动,动了人们就说党的政策变了。这一个故事它对很多条文,对全国来说影响力大,人有了故事,知道你这句话当真。现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需要一些这种好故事,这跟当年商鞅变法是一样的,你怎么说,人不一定信,你把这个杆子移过去,很多就信了。现在需要很多好故事,我们非常希望在三中全会以后,《财经》再出一批好故事。让人们不但读懂条文,让人们相信这个条文是当真的,不是说说。有些事情既没有法律障碍,也没有重大的什么分歧,应该可以很快干,促使它干,通过舆论呼吁促使它干。原来说大学、行政机关、医院,逐步取消行政党籍化,这件事情搞不好,可能拖很多年,能不能今年就迈出一步,这么多大学,都非得带什么副部级吗?这个东西也没有法律规定它一定要带,有一家,有两家,问问看那么多大学校长,你是不是一定要在行政系列里挂着才能搞好大学?这个事情没有什么风险,全世界好大学多了,都没有行政等级,中国搞这个事情没有风险,把大学办好,把研究生办好,把医院办好,把私人单位办好,问题就是要有图像,要有故事,要有活生生的中国人做出活生生的中国事情。然后它就有传播力,它就有影响力。你这个地方做了,其他地方就坐不住,就形成潮流,形成新的时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也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核算体系。
  
  第四、我觉得我们通常会说既得利益、部门利益。这个问题存在,但是,就我接触而言,无论条条还是块块,就是在政府系统内都有主张改革的力量。问题这里头的积极性怎么能够发挥出来?好多关键领域的改革,没有内行人知道从那一个角度下手改,你还真不容易改。这里要形成一个什么氛围有助于改革。无论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里头有很多人是有改革意识的,有改革主张的。他们也可以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利益,也可以让他们的政治命运,地位跟改革连到一起。我觉得有一条可能要根据前些年的做法,就是中央这次通过决定以后要非常强调各部门,各地方推动改革的责任。前几天我们看到有些现象,觉得难以接受,好像改革就是底下的事。北京做官的就是挑毛病的,就是不行的,就是踩刹车的。你是执政单位,你是执政机关,大政方针推动改革你有责任推动?你说这个改革不对,你带头做出一个对的改革来。80年代很多地方的改革试验区,中央的部门是参与的,一起搞的,无论深圳的特区,还是后来上海的开放,它不完全是地方的责任。不是地方干北京来批,北京来点头,一起的,组合到一起来看。无论上海的自贸区,还是其他领域的改革要推进这种组合,要加大中央有关部门在推进改革,领导改革当中的责任。这样的话,就能改变机关和部委里头的相对力量,让有改革意识的处长、司长发挥更大的作用,跟市场的力量结合到一起,有助于形成新的体制。
  
  最后一条,这是全会决定里头除了强调顶层设计,还强调发挥地方的、基层的首创机制。我是刚从外地回来,也听到不同地方对此次全会的评价。这次很大程度振奋人心,可以推动在全会之后会冒出很多新现象来,我们对此要敏感,顶层设计冒出来,当然一拍即合,没有涉及到的底下冒出来,符合改革方向,有助于推进改革的要非常灵敏的抓住,尤其《财经》这个媒体有影响力,抓住了这些苗头,有可能一个小事情,一个小故事可能就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推进这个改革,能够使它更顺利一点。
  
  所以,概括起来我就用这番话来几年《财经》的15周年。形成改革故事很不容易,推进改革更不容易。其中一个可用的经验,就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叙述大量新的故事,叙述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民心、民企,不能让热乎起来的改革的尽头很快又凉下来,慢了不行的,确定2020年形成新的体制,其实最重要是前三年,前三年最重要是前一年,如果有了突破,改革就会形成风潮。为什么大量呢?因为这也是观察社会生活的一个结果。你看什么人会叫?受损害人会叫,但是,得了益的群体通常不上街的,他不会上街说,我用过这个新体制,所以你听到的声音往往是受触犯的声音大。所以,你要把得益的力量迅速壮大,才可以评议受触犯的既得利益对改革的抱怨,对改革的抵抗。而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财经》像过去15年一样在未来的中国推进改革,落实改革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谢谢各位!
  
  (以上内容根据嘉宾发言实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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